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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建筑历史-赖特100

2010-07-30 11:47 

 安化楼———北京45年前的著名“楼盘”,人们戏称这是中国最早的酒店式公寓。这里家家户户有浴缸,这里拥有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



  (一)解读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

  北京曾有三座公社大楼。上周日,福绥境大楼的搬迁意味着安化楼将成为北京最后的“公社化大楼”。昨天,本报记者全面出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在广渠门的西南侧,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建筑,那就是很多中年以上的北京人都知道的“公社化大楼”———安化楼,安化楼建于1960年,竣工图上的名称为广渠门大楼。主体九层,附属楼八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大楼竣工轰动一时。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年代,各城区分别兴建了带示范试点性质的新型居民大楼“公社大楼”。除安化楼外,还有西城区白塔寺附近建成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北端的“北官厅大楼”,目前,该大楼已被拆除。

  而就在上周日,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隐患的福绥境大楼,正式启动排险搬迁工程。

  用现在的目光看起来,安化楼的户型结构充分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房间一律不设置厨房。一层大开间,设公共食堂、公共水房等。每层还有活动室和小卖部,主楼顶层为供集体活动的活动大厅。每层的内走廊都悬吊着5盏明亮气派的吊灯。

  这种建筑风格毕竟经受不住人们传统的家居方式的挑战,故风行一时,就随着住户纷纷开起了小灶而寿终正寝。如今,在主楼每层的两侧,还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几十平方米的大厨房,房间中部摆着做饭的案板,两侧对着墙是供8-10户人家使用的灶台。

  如今的安化楼有295户居民,楼体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楼道很大但很昏暗,墙壁上满是油污。据居委会的大妈们讲,1998年,安化楼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光楼道里的废弃物和垃圾就拉了100 多车。


主楼每层两侧的水房变成了公共厨房

  设计满足了当时的要求

  “当时全国都在学习人民公社。安化楼正是学习这一模式的产物。由于人民公社都是吃大食堂,因此安化楼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在各单元住宅设计厨房。而且这种设计每户还可以减少油烟。”张老先生回忆当初在大楼东西两配楼一层设计大餐厅的初衷。

  “现在看来,这种设计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比如内走廊的设计使南北住宅的空气无法对流,通风不好;而且住在北侧的住户终年不见阳光;走廊没有灯光会非常昏暗。”

  两居室六七十平米就很好了

  “只要住宅设计朝向通风好、节能隔音、环保美观,而且实用经济就很好了。”老先生谈到适合于大众居住的理想住宅时如是说。

  “与从前不同,现在的住宅设计是市场需求说了算。”张老先生解释在那个年代设计者也没什么发言权,都是上级要求怎么做就怎么设计。

  “市场经济使设计者不断调整设计思路。现在人们有了钱,生活标准提高了。但并不是大房子就好住。也要考虑居住人数、个人经济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其实,对一个两口之家六七十平米的房子住起来就很好了。”张老先生笑称也许自己的观念已经落后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国家对住宅标准的相关规定也在跟着变化。比如现在要求住宅卧室最小面积不能小于10平米。再比如现在说的厨房5、6、8,厕所4、5、6,即要求一、二、三居住宅厨房的最小面积分别为5、6、8平米,而厕所为4、5、6平米。”

  城市人民公社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在河北徐水称赞“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席卷了农村,后又涌向城市。

  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9个城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

  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就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口达到5500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大特征。可是,徐水这个典型却因此在1959年和1960年严重缺粮,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在这里夭折了。


一层大厅成了停车棚

(二)揭秘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 安化楼九大传闻揭秘

  电梯保安全天候,房间服务送饭送水到家,层层都有生活小店健身房,户户不缺阳台浴缸,周末消遣还能到9楼大厅开舞会party, 40多年前的安化楼原来如此风光。

  这是45年前北京最著名的“楼盘”,公社化大楼———安化楼。

  1960年5月竣工入住的安化楼,当时在人们的眼里:九层高!不得了,简直是摩天大厦!

  今日走进安化楼,在幽黑的走廊里,习惯了声控灯的我们,使足了劲一脚跺下去,发现光明并没有随之而来……

   “有钱人”才有资格住安化楼

  安化楼当年有“高干楼”之称,入住安化楼,不仅需要各阶层精英先进人物的身份,还要有足够高的收入水平。

  1962年住进大楼七层的张青老人今年72岁,老伴1937年就参加革命,百团大战时曾是杨尚昆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下属区委工作,张青老人 本人也是北京第一家国营企业———中国百货公司最早的职员之一,当年,张青老人一家的月收入有150多元,而分给他们的两居室当时的房租是10多元,相当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过去了40多年,安化楼两居的房租涨到了100多元,在北京如今动不动就一居1500元的房屋租赁市场,这简直就是一个传说。

  1960年大楼刚竣工就带着才出生的儿子喜迁三楼两居的姚瑞云大妈很自豪地说:“我老伴儿当年是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到北京的设计师,天坛牌衬衫,当年很有名的,领子做得最挺括,出口十几个国家,苏联人最喜欢。”姚大妈老伴儿的收入当年有70多元,双职工家庭的生活很宽裕,本来足够有条件租住三居,但是姚大妈的婆婆在上海写信过来,教导儿媳:“人心宽生活自然宽裕,房子太大,是浪费。”回忆当年,姚大妈笑着说:“婆婆可能在上海习惯了小门小户的狭窄,一听家里分了三居吓了一跳,但是勤俭持家不浪费总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当年尊重了她老人家的意见。”虽然到北京多年,生活上还是保持了上海女性的精致整洁,看看姚大妈的午餐配菜就知道了———番茄、香菇、牛肉、虾仁、豆腐,难怪80岁的老人家看上去还那么的年轻精神。

  住安化楼就像住高级宾馆

  当初的安化楼一层是公共大食堂(现在食堂大厅是室内自行车停车场),因为平时大楼里的居民周一到周六的工作日多在单位就餐,孩子大多送托儿所,所以很少有人到楼下食堂就餐。食堂的工作人员就趁周六晚上推着小车挨家挨户询问居民们晚餐和第二天是否订餐,当时没有菜谱,居民们想吃什么就在食堂大师傅的小本本上写下来,稍晚自然会有食堂的服务员送饭送菜上门。张青老人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43年前菜单上的内容了,但是却能很清晰地记得,服务员上门收订单的时候,总会热心地问每家人要不要打热水,然后把各家空的暖水瓶取走,打满了再送上来。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安化楼当年的户型结构充分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房间一律不设置厨房等配套生活设施,其共用服务设施统统集中在大楼的一层,一层全部大开间,设公共食堂、公共水房等,这种建筑风格毕竟经受不住人们传统的家居方式的挑战,故只风行了一时,就随着住户在自己家里纷纷开起了“小灶”而寿终正寝了。如今,在安化楼高大楼厅的两侧,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几十平方米的大厨房,房间中部摆着做饭的案板,两侧对着墙是供8至13户人家使用的灶台。



  公社化大楼里邻里关系特别好

  “那会儿居民整体素质高、街坊之间关系很好,邻居小孩放学后家里没有人,饿了就到我家里说声:‘大妈,拿个馒头啊!’就拿去吃了。‘文革’有家父母都被下放,剩下12岁的儿子,在我家打了3年的地铺。后来我们家买了一台9寸的凯歌牌电视,那会儿买电视还要有关系有票呢!每天晚上一层楼的小孩子都挤在我家看电视,老伴儿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临走的时候就逗他们说:‘记得下回买票啊!’”比起让人咋舌的“客房服务”张青老人更珍惜几十年前邻里和睦的温馨回忆。

  说到现在,不只是担任七楼楼长的张青老人,连居委会的两位主任都直摇头。2004年大楼有居民295户,居住人口至少有791人,现在大楼的居民经过频繁地换房、租赁,素质参差不齐,流动人口增多,经常为厨房公共用水和用电的分摊问题发生纠纷。水费难收,纠纷难解,但是邻里之间还是存有温情。

  住在三楼的老公安石同良今年72岁,他和老伴儿还有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五口住在一起,石大爷说:“我和老伴儿都是回民。大家只有一个共用厨房,邻居们彼此互相体谅,和我们错开时间做饭,这让我们觉得好受多了。”

  大家以为电梯就是能发光的梯子

  安化楼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安装了电梯的居民楼,在大楼中心的电梯间,有两座电梯,居委会邢主任介绍说,这两座电梯已经更换过两三次了,最早的电梯,是单开门的,有拉手,不是现在这种对开的自动门。在大楼东侧的楼梯一旁,原本设计预留了另两部电梯的位置,但是后来为了节约经费,就没再安装。

  对于安化楼附近的居民刘先生来说,儿时第一次到安化楼乘电梯的经历是毕生难忘的。“当时在人们的眼里:九层高!不得了,简直是摩天大厦!我们这些小学生结伴来到竣工的新楼看热闹。大家喊着朝最高层冲,当我们气喘吁吁来到顶层时,才听说这楼有电梯。电梯?电梯是什么?电梯门一打开,大家伸着脖子瞪着眼往里看,一间小房子,哪儿有发光的梯子呀?我们走进去,只见那个阿姨一按钮,整个房间忽地沉了下去,当房门再打开时,我们已经到了一层。” 

  安化楼的电梯内部空间不到3平方米,除去电梯管理员和她的桌椅、电暖气的空间,最多也就能容纳5、6个人,而且三楼、二楼不停,住在三楼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想下楼遛弯,就得想个辙儿,从三楼爬到四楼,再乘电梯下去。

  邢主任说电影《卡拉是条狗》就是在大楼里拍摄的,仔细一看,老二媳妇玉兰抱着卡拉下楼被电梯管理员拒之门外的一幕还真的是发生在这里。

  安化楼有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 

  安化楼当初的设计强调大楼的娱乐休闲功能区,除了一楼,二至八层每层正对电梯间的位置,当年是每层居民的活动室和服务部,居民下班后打个乒乓球,买点儿瓜果零食日常用品都很方便(以三楼为例,现在是居委会和一个8户人家使用的共用厨房)。

  每到周末,九楼的活动大厅还会举行乒乓球比赛或者舞会,“那个时候,跳舞可不像现在这样随便,都是交际舞呢!”80岁的老人在回想年轻幸福时光时脸上焕发的光彩,让人仿佛能看到,当年,九楼的大厅里,“喀秋莎”动人的歌声中,身穿列宁装、中山装的年轻男女翩翩起舞。历史是怎样的一种韵味,可以让人回味40年。

  关于九楼,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当年九楼安装了响起来整个北京城都能听到的防空警报器,因为是崇文区的最高建筑,所以,一直有公安24小时值班。崇文分局的许多公安干警也住在楼中。现在,九楼租给了一家医药器材公司当办公室和宿舍。



  公社楼家家户户有浴缸

  因为像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虽然当年安化楼的主力户型设计中都不包括厨房,但是一定会有比较宽敞的卫生间,卫生间在居民入住时就安装好了浴缸,很有些布尔乔亚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叫做赠送精装修。30平方米的小型空间,不含厨房只有卫浴的设计,听起来好像时下北京流行的单身公寓。

  现在很少有居民还保留着当年的浴缸,姚大妈家的浴缸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拆除的,姚大妈说当时浴缸里的水在强震之下都晃了出来,事后让人看到就会想起地震。老公安石大爷家的浴缸还是当年的那只,因为爱惜着使用,10年前儿子结婚的时候,装修新房,还把浴缸外围重新贴了瓷砖,所以并不显得陈旧。

  安化楼曾经住满了红卫兵

  刚建成的安化大楼中每层都有5盏大型玻璃吊顶灯,4扇玻璃大门,把长长的走廊空间进行了有机分割。这些,都在“文革”时被红卫兵砸毁。

  张青老人回忆说:“那时候,红卫兵那些小孩子都睡满了走廊,好多小孩子都是从外地赶来,住一阵子就走了,一拨一拨的。我老伴儿参加革命早,虽然家里连凳子上都被贴满了大字报,我们还是会从家里给他们拿被子。老伴儿1977年去世,是被‘四人帮’气死的。”

  姚瑞云大妈提起“文革”就心疼她那些漂亮的个人照片,“全部都被烧了,很多都是在上海的照相馆拍的,那个时候比现在爱漂亮呀!”

  唐山大地震 居民还乘着电梯上下楼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瞬间爆发。

  那时候安化楼的居民们也曾离开让人羡慕的公社楼,住过“地震棚”。

  “当时电梯都停了,大家都是摸黑冲下楼的,后来回家拿了点衣服和日常用品,就不能再回家了,楼下有人看着,不让大家上楼,怕危险。夏天,大家先是拿塑料布搭了简易的棚子,拿装水果的竹筐当凳子、桌子,地上铺张席就能睡。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才重新回到楼里住。这楼真结实,除了西头有些尾薄墙有点小裂纹,一点事儿都没有。怪不得都说我们这楼是拿盖大会堂剩下的料建的,能会差?”说着,姚大妈就拿出来做衣服的量尺去丈量房间里承重墙的厚度,“你看看,42厘米,比现在好多楼都厚吧?”

  安化楼曾经清出垃圾100多车

  楼层很高,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楼道很大但很昏暗,散放了不少杂物。厨房墙壁上满是油垢,破了的厨房玻璃窗上层层叠叠糊满了报纸,据说一捏就会酥的水管管道上缠满了报纸和胶带,因为许多人家都从自家提水洗菜,公共水池长期无人使用,有的下水道已经堵塞了。有些炉灶上围了铁皮,怕风吹灭了火,造成煤气泄漏。因为没有抽油烟机,冬天风大,不能开窗通风,中午做饭的时间,厨房就会云蒸霞蔚。楼梯间堆放了不知谁家不要的旧沙发和油毡、塑料布。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还是经过居委会费力整顿后的成果。

  1998年,因为大楼里各家各户的摆放在楼道里的杂物的挤占,本来近3米宽的楼道仅剩下一人能曲折通行的缝隙,严重影响医疗救护和火灾救险,龙潭街道办和派出所只能强行清理这些老百姓留着没用、丢了心疼的杂物,这次彻底的大扫除,清出垃圾100多车。


卧室斗居

(三)揭秘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
  过去与未来 北京居民的九个时代

  北京史研究专家谭烈飞研究北京的民居发展多年,在他的论著中,北京人的家经历了上万年前“山顶洞人”的穴居、数千年的平房居所、缓慢演变改进的四合院,最终和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一样,进入大规模楼房居所的时代。谭先生将解放后北京民居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九个时代———

  1949年   排子房“有天没日头”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城市居民住宅已经相当困难了,其中还有七成左右是年久失修的危房、破旧房。建国伊始,国家还无力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只好在居住人口集中的地方建起了一批简易的兵营式平房。

  这种平房的形制北京俗称“排子房”,房型坐北朝南、成行成排,节省材料、便于管理,据说还是成形于清康熙年间,当年是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其家属临时居住的。

  住在排子房里,卫生条件差就不必提了。通常一排或几排才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公共厕所雄踞每排的当头把门第一户,街坊们只能“闻着味儿回家”,到了冬天,早起倒夜壶的人都能排成大队。最烦心的还是没有独立的厨房,一日三餐又必须解决,人们只好挡住自家的前窗搭盖小厨房,舍阳光以换炊煮。虽说各家门前“领地”分明,不必像大杂院里的张大民似的为搭个小屋打破脑袋,但因为排间距仅有三四米,房子的进深再短光线也进不去,家家户户也只得晨昏不分,不见天日地过日子。

  1953年  苏式生活区“标志性”临街大楼

  每个时期都会有它的“标志性”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标志性建筑自然非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莫属,但说到住宅,最具“标志性”的应该就是景山后街两旁的那一组高楼了。

  大气的琉璃屋顶,明亮的玻璃钢窗,宽敞的大开间……虽然并非寻常百姓可以企及,且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但处于市中心的这些楼房确实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人们的心境: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气派,这样的幸福生活已经指日可待了!

  同样堪称当时“高档社区”的还有随着苏联工业项目的引进而建立的一些工人住宅区,比如1953年建设的东郊棉纺厂职工生活区。这个生活区里的住宅多数是三层,一色儿的清水砖墙、木屋架坡顶、混凝土楼板。最“先进”、最令人羡慕的是每户都有厨房、厕所以及上下水、采暖设备,住在这里的工人阶级,真正享受到了“领导阶级”的待遇,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生活。

  1958年  “公社大楼”有限风光后无限苦闷

  到了1958年,人人都在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家家都在盼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诞生了层多体大的“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西城福绥境大楼、东城北官厅大楼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安化楼就是名噪一时的“活样板”。

  许多居民在锣鼓、鞭炮声中欢天喜地搬进去了。开头的生活真叫美好,8层高还带电梯的大楼、统一的大食堂与公共水房、宽敞得能骑自行车的楼道……无不吸引着亲戚朋友艳羡的眼光。但好景不长,随着“大跃进”的偃旗息鼓,这类楼房彻底停建,给已经入住的人们留下的只有越来越多的烦恼和苦闷。电力缺乏,电梯形同虚设;没有厨房,楼道里支起了千奇百怪的灶台,一天到晚烟熏火燎的;别说骑自行车了,搬点什么回家都要预备着一路磕磕碰碰,得随时给人赔不是。

  如今北官厅大楼早已不复存在,福绥境大楼拆迁在即,“公社楼”将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老街坊、老邻居多年同甘共苦,临别时难免依依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欢欣。

  1962年  火柴盒单元楼“关起家门”过日子

  1962年至1966年春天,一大批设计较为合理、设施较为完善的五六层居民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些楼房或是机关、企业向有关部门报批兴建、或是为安置拆迁市民兴建,主要建在当时的朝阳、石景山等郊区,一切以实用为目的,设计方方正正,十分简单。

  即使是这样普普通通的火柴盒式楼房,能够入住的也是少数幸运儿。撇开外观雷同、形式单调不论,起码单元住宅的雏形已经形成,住进“火柴盒”,人们终于可以把吃、喝、拉、撒、睡等等私人的事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家里完成,再不必把自己的生活摊开给所有人参观了。

  1966年夏天,这批房子中已建好还没有来得及住人的一些空楼,不幸成为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的临时招待所。缺乏管理、人员混乱,使房子受到很大的破坏,后来迁进去的居民们费了不少心力才逐渐修复。就是这些不大美观的房子,倒十分皮实耐用,直到今日,多数还在恪尽职守为人民服务,一些普通的百姓人家,也仍然在为这样的房子而企盼奋斗。

  1966年   “战备楼”不中看也不中用

  “深挖洞,广积粮”,在大量资金、人力都投入到“备战备荒”里去的时候,名副其实的“简易楼”就在北京应运而生了。

  这些低矮、单薄、狭仄、丑陋的楼又名“战备楼”,身上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顶天立地、横贯整个楼身的大标语比比皆是不说,有些别出心裁的楼房在修建时还刻意把部分砖头突出,以形成表忠心明立场之类的口号。为了节省建筑材料,许多简易墙体用四块砖码成一个“口”字形,中间填以黄土甚至渣土、碎砖后夯实,还给形象的命名为“棋盘心、四角硬”。

  时过境迁,楼身的标语口号被涂抹、凿除,本来就很丑陋的外墙就更显得难以入眼。走进楼门,到处是脱落的墙皮,薄薄的一层墙体既不隔音又不保温,可说是既不中看,也不中用,楼里的居民苦不堪言。


卫生间的浴缸是安化楼竣工时预装的“原版”

  1975年  “前三门”统一开发,救急解难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市民的住宅需求日益加剧,政府开始重新强调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和统一管理”的办法,以之为原则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在天坛南、东大桥、安定门和燕山石油化工区集中建设住宅区。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后,又开始规划建设“前三门”住宅区,大大增加了住宅的投资比例。

  面对急剧膨胀的需求,这个时期的住宅建设带有浓烈的应急色彩,存在规划密度高、建筑标准低、生活设施不全、市政设施不配套等问题。囿于当时的人民生活水平,当时的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小客厅、小厨房,盒子似的小卫生间,几乎家家都有那种折叠圆桌或方桌,吃饭时放下来,饭后立刻收好,否则来了客人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无论如何,有胜于无,拔地而起的37栋高楼解决了7000多户城市居民的居住困难,创造了北京建筑史、特别是住宅建设上的多项之最,为北京成片开发建设居住小区积累了经验。

  1980年  菊儿胡同四合院立体起来

  上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被列为北京危旧房改造项目,谁来担当这个带有试验性的项目呢?北京选择了吴良镛。菊儿胡同,至此有了重生的可能,并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标志。 

  吴良镛先生说北京住宅里有大量的好住宅,有些破坏了,完全不能用了,还有的是可以修善的,屋顶换一换,分这么几种,叫有机更新。人的衣服破了,能打一个补丁,选一块料子差不多的、纹理差不多的来织补,当时就创造了两条基本的,一个就是城市的有机更新观点,一个就是探索新的形势。就叫它为类四合院。 

  菊儿胡同,是吴良镛有机更新理论的生动注解。200多户居民居住在这条长438米的胡同里。两条南北通道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是新四合院体系的要素,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

  1986年  方庄小区规模大功能全

  方庄小区,是北京第一个大规模、高标准的综合性住宅区,老百姓口中的“富人区”,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居民小区。

  所谓“富人区”,当初未必是指在方庄居住的人收入都多么得高,更多的是针对这里的住房品质、居住环境而言。

  经过10年的建设,方庄成为一个多层、高层、超高层等建筑错落有致,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的成熟社区。住在方庄,就意味着不必进城也可以自足,且完全不影响生活质量,朋友来了出门就有扎堆的饭馆,超市、商场举步可达,娱乐、教育……一应生活都非常方便。以方庄模式为圭臬,继之发展起来的亚运村、望京社区也逐渐成形,北京城的优良居住地段不再拘泥于城区。

  2000年  百花齐放的多样化时代

  如今北京的居民住宅,再也不是一种面貌一统天下的局面,从建筑形制到居住理念,商业时代的房子花样翻新奇招迭出,让住房的人应接不暇。

  单说建筑形制,就有改良型四合院、板楼、塔楼、板式小高层、板塔结合、townhouse、小独栋等等类型,诸如地热采暖、温泉入户、环保智能型住宅的概念更是被炒得热火朝天。买房子的时候人们挑朝向不说,还讲究挑客厅开间大、浴室空间大、明厨明卫的户型。没有厨房的房子现在也有,但人家叫做酒店式公寓,干脆彻底把年轻人从柴米油盐中解脱出来,告别厨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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