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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6)--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建筑历史-赖特100

2010-06-28 21:53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文献上魏·晋建筑之大略
    自魏受汉禅,三国鼎立,晋室南迁,五代迭起,南北分立,以迄隋之统一中国,三百六十余年间,朝代迭兴,干戈不绝,民不聊生,土木之功,难与两汉比拟。然值丧乱易朝之际,民生虽艰苦,而乱臣权贵,先而僭侈,继而篡夺,府第宫室,不时营建,穷极巧丽。且以政潮汹涌,干戈无定,佛教因之兴盛,以应精神需求。中国艺术与建筑遂又得宗教上之一大动力,佛教艺术乃其自然之产品,终唐宋之世,为中国艺术之主流,其遗迹如摩崖石窟造像刻画等,因材质坚久之故,得以大体保存至今,更为研究艺术史稀有实物资料之大部。
    汉末曹操居邺,治府第,作三台,于“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凤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有冰室三与凉殿。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与法殿皆阁道相通”[1]。

    魏文帝受汉禅(公元220 年),营洛阳宫,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明帝“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2]。又治许昌宫,起景福[3]承光殿。土木之功为三国最。
    孙权都建业,节俭不尚土木之功,至孙皓起昭明宫,始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缀施珠玉,穷极伎巧[4]。刘备在蜀,营建较少,然起传舍,筑亭障,自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殆尽力于军事国防之建筑也[5]。
    晋初仍魏,宫殿少有损益。武帝即位,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其后,太庙地陷,“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6]
    东晋元帝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7]成帝时,“苏硕攻台城,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乃“以建平园为宫。”翌年乃“造新宫,始缮苑城。”孝武帝改作新宫,内外军六千人营筑。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8]。“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见注6]
    晋室南迁,五代偏据交相替迭,各有营建,其中最为僭侈,史传最详者,莫如后赵石氏(公元319—352 年)。石勒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至石虎迁邺(今河南临漳县)。勒于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于城西。”又“令少府任汪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9]
    虎既自立,又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未到邺城七八里可遥望此门”。于襄国“起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10]。其“窗户宛转,画作云气,拟秦之阿房,鲁之灵光,..以五色编蒲心荐席,..悬大绶于梁柱,系玉璧于绶。”[11]其“金华殿后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栌檘隐形,雕彩刻缕,雕文粲丽。..沟水注浴时,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又安玉盘受十斛,又安铜龟饮秽水。..显阳殿后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见注11]布置殆在近代浴室及室内游泳池之间。
    石虎又崇饰三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作铜爵楼颠,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南则金凤台,置金凤于台颠。..北则冰井台,上有冰室。”“三台相面,各有正殿”,并殿屋百余间,“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之以金屈戍,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见注11]于建筑之上,又施以机械设备,技术之进步,又胜前代多矣。
    虎又于邺城东筑华林苑,引漳水入园。“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之”。苑“周回数十里。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障水,皆铁扉。”[见注11]石氏僭据仅三十余年,其宫室之侈,则冠于当世。
    东晋之末,赫连勃勃营起统万城于今陕西横山县西之地。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委以营缮之任,其规模亦颇可观。[12]此外诸国,率自营都城宫殿,多随其国兴废,不赘述。
    佛教既入中国,至后汉末,佛寺佛塔之建筑,已行于全国。汉末三国之际,丹阳郡人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13]。至晋世而佛教普传,高僧辈出,寺塔林立。晋恭帝“造丈六金像,亲迎于瓦棺寺”[见注6]。孝武帝则“立精舍于殿内”[见注6],千数百年灿烂光辉之佛教建筑活动,至是已开始矣。
    [1]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3] 何宴《景福殿赋》。
    [4] 《三国志·吴志》。
    [5] 《三国志·蜀志》。
    [6] 《晋书·本纪》。《五行志》。
    [7] 《晋书·王彪之传》。
    [8] 徐广《晋纪》。
    [9] 《晋书·石勒载记》。
    [10] 《晋书·石虎载记》。
    [11] 《邺中记》。
    [12]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13] 《后汉书·陶谦传》。

    第二节  南北朝之建筑活动
    南朝宋齐梁陈均都建康。宋武帝崇尚俭约,因晋之旧,无所改作[1]。..文帝新作东宫。又“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及世祖(孝武帝)承统,制度奢广,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2]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见注1],“起明堂于国学南。”[3]“为先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4]“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门”[见注1]。“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见注1]。
    齐代宫苑之侈,以东昏侯(公元499—501 年)为最。三年,后宫火,“烧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于是大起诸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壁。窗间尽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铃佩。..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山石皆涂以彩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5]。
    梁代营建之可纪者:武帝作东宫、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殆即汉函谷关东门图之类也。武帝又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新作太庙,增基九尺。普通二年(公元521 年)“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6],然未见重建之纪录。帝崇信佛道,初创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7]。于苑囿方面,则有王游苑而已。侯景乱后,元帝立于江陵,而建业雕残。
    陈武帝以“侯景之平也,太极殿被焚..乃构太极殿”[8]。“天嘉中,盛修宫室,起显德等五殿,称为壮丽”[9]。至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 年),“乃于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为之。又饰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10]。此风雅帝王燕居之建筑,殆重在质而不在量者也。
    拓跋魏营建之功极盛,盖当时南夏崩裂,而魏则自道武帝至东西魏之分,约一百五十年间,政治安定,故得以致力于土木也。魏始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至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11]。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立墙。门不施屋,城又无■。..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祀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正殿施流苏,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自太武至献文,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献文帝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黑,又■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12]。
    平城魏陵墓多建石室。孝文帝“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又“建永固石室,立碑于石室之庭”[见注11]。其永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炬,有若锦焉..”[13]。此盖承后汉石室之制而加以华饰者欤?自道武帝营平城,至孝文帝迁洛京,平城宫郭苑囿营建之见于史籍者尚极多。迁洛以前,“将营太庙太极殿,遣(蒋)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然后“移御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14]。并“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见注13]。
    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 年)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伤晋德之不修,诏经始洛京。十九年(公元495 年)“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见注11]。宣武帝景明中,“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又起明堂,圆邱,太庙。并营缮国学。其苑囿则有华林园,园有景阳山;有天渊池,迁代京铜龙置焉,池西立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立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见注11]。
    佛教至晋而普传中国,其在北魏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见注13]。代京寺塔之见于史籍者甚多。武州川侧石祗洹舍及诸窟室,后世所称为云冈石窟者,尤为佛教建筑及雕刻之罕贵史料。洛阳寺塔一千余所,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者四十余。其规模最盛者莫如灵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覆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复有金环铺首。..绣柱金铺,骇人心目。..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括柏松桩,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护阶墀。..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图以云气,画彩仙灵。..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东西二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15]。
    魏在代京武州川营窟寺,迁洛之后,遂亦于伊阙营石窟寺焉。熙平中,太后屡行幸。今龙门石窟是也。所谓古阳洞与宾阳三洞皆北魏所凿。
    魏分东西之后,东魏都邺,“邺都虽旧,基址毁灭”[16],盖太武帝所焚毁也[17]。孝文帝幸邺,起宫殿于邺西。孝静帝迁邺,以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兴和元年(公元539 年)“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新宫成”[见注11]。
    齐既篡魏,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金华诸殿,又“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天保九年(公元558 年)三台成,改铜雀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18]。至武成帝则又施三台为佛寺,后主“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见注18]。“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19]。又于晋阳起大明殿,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见注18]。幼主则“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见注18]。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
    齐代对于长城颇加修筑。天保间,屡次兴工;初“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又“咱西河总戍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见注18]。
    西魏都长安,少所营缮。宇文周受禅,至武帝犹“身布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拱。其雕文刻镂,..一皆禁绝”。又禁佛道,毁灭经像,为艺术一大厄运[20]。至宣帝则大兴土木,“所居宫殿帏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见注20]。“营建东京(洛阳),以窦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21]。又以樊叔略“有巧思,乃拜营构监”[22]。“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见注20]。
    [1] 《南史·宋本纪》。
    [2] 《南史·良吏传》。
    [3] 《南史·礼志》。
    [4] 《隋书·礼仪志》。
    [5] 《南史·齐本纪》。
    [6] 《南史·梁本纪》。
    [7] 《魏书·萧衍传》。
    [8] 《南史·陈本纪》。
    [9] 《隋书·五行志》。
    [10] 《陈书·后妃传》。
    [11] 《魏书·本纪》。
    [12] 《南齐书·魏虏传》。
    [13] 《水经注》。
    [14] 《魏书·蒋少游传》。
    [15] 《洛阳伽蓝记》。
    [16] 《魏书·李兴业传》。
    [17] 《宋书·鲁秀传》。
    [18] 《北齐书·本纪》。
    [19] 《隋书·食货志》。
    [20] 《周书·本纪》。
    [21] 《周书·窦炽传》。
   
[22] 《樊叔略传》。

    第三节  南北朝实物
    陵 墓  南朝宫殿佛寺,今无存者,陵墓石刻则南京丹阳附近,遗物尚多。其地下建筑,未经发掘,难明真相。至于地面,则山陵之前,多列石兽(麒麟或天禄辟邪)一对,碑一对或二对,标一对。碑有龟座。标为柱形,下为蟠螭座,上施覆莲盖,盖上坐兽,柱身刻直沟,近上端处作横版。《后汉书·中山简王传》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1]。及宋初宁陵被震被吹者[2]即此类也。
    云冈石窟[3](第11、12 图) 沙门昙曜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 年),“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4]。今山西大同县西之云冈石窟是也。现存大窟十九,壁龛无数。昙曜所开五窟,在崖壁西部,其平面作椭圆形,佛像形制,最为古拙。洞中仅刻佛菩萨像,壁上无佛迹图或其它雕饰。其次则中部诸窟,其平面之布置,多作方形,窟前多有长方形外室,门作两石柱,壁上多佛迹及建筑型之雕饰,为孝文帝太和间所凿。更有窟中镌塔柱者,雕为四方木塔形。
    就窟本身论,以中部太和间造诸窟为最饶建筑趣味,外室之前,多镌两柱,为三间敞廊。其外壁多风化,难知原状。柱则八角形,下承以须弥座,柱头如大斗。外室与内室之间为门,门上有斗拱承屋檐瓦顶。门之上多开窗。外室壁有镌作佛殿或龛像者。内室或镌塔柱于窟室中央,或镌佛像倚后壁。壁多横分若干层,饰以浮雕佛迹图,佛菩萨像,或塔形。窟顶上部多雕为方格天花。窟内雕刻所表现建筑形式颇多,其所表现之全部建筑,有塔及殿宇两种。塔有塔柱与浮雕塔两种。塔柱平面均方形,雕柱,檐,斗拱。每面分作三间或五间,每间内浮雕佛像。其上部直顶窟顶,故未能将塔顶刻出,其下部各层,则为当时木建筑之忠实模型。《洛阳伽蓝记》所记永宁寺九层浮图即此类也。此式实物,尚见于日本奈良之法隆寺,盖隋代高丽僧所建,其型制则魏齐之法也。窟壁浮雕,亦有此式木塔。
    浮雕塔有一层,三层,五层,七层者。多层者木塔型最多,石或砖塔,则多单层,塔下均有座,或素方,或作须弥座。各层檐脊均有合角鸱尾。顶上刹有须弥座,四角饰山华焦叶,其上为覆钵,钵上相轮五重或七重,尖施宝珠。《后汉书·陶谦传》所谓“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此式木塔。窟壁浮雕殿宇有将壁之一面刻成佛殿正面形者,其柱,檐,斗拱,屋顶各部,率多清晰,各间作龛供佛菩萨像。壁上浅刻佛迹图中之建筑物,则缩尺较小,建筑部分之表现不及前者清晰。
    雕刻所表现之建筑部分,则有阶基,柱,阑额,斗拱,屋顶,门,龛,勾栏,踏步,藻井,雕饰等等。其柱有显著印度波斯希腊影响。斗拱已有汉代所无之新原素。勾栏之制,直传宋辽;藻井样式,于今犹见。其各部细节,当于第四节分论之。
    龙门石窟[5] 魏既迁都洛阳,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营伊阙石窟,历时二十四载始成。今称古阳洞及宾阳三洞者,即此期所凿造。窟平面俱为简单之方形室,地面,窟顶及四壁均雕饰精丽。就全窟图案言,雕饰较云冈诸窟为有条理,但窟在建筑上之重要性,则逊之远甚。古阳洞窟壁两小龛,雕作小殿形,为重要之间接资料,其北壁一龛,斗拱单杪出跳为汉魏南北朝隋斗拱出跳之唯一孤例。其南北一龛作歇山顶,则云冈所不见也。
    嵩岳寺砖塔[6] (第13、14 图) 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嵩岳寺塔,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 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之砖塔。塔平面十二角形,阶基之上,立高耸之塔身。塔身之下为高基,平素无饰,叠涩出檐,塔身各隅立倚柱一根,柱头饰垂莲。东西南北四面砌圆券门,其余八面,各作墓塔形佛龛一座。各券面砌出火焰形尖拱,塔身以上出叠涩檐十五层,顶上安砖刹,相轮七层,塔外廓略如炮弹形,轻快秀丽。塔内部作八角形内室,共十层,但楼板已毁,自下可望见内顶。塔身柱及券面,均呈显著之印度影响。
    神通寺塔[7](第15 图) 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一座,俗呼“四门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上部叠涩出檐,上砌方锥形顶,顶上立刹。塔形制与云冈浮雕所见单层塔极相似,其刹与浮雕塔刹完全相同。塔无建造年代校注[3],唯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年号(公元544 年),揆之形制,或属此时。
    佛光寺塔校注[4](第16 图)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之侧有六角砖塔一座,寺僧称祖师塔。塔高两层。下层正面辟圆券门,券面作宝珠形拱。下层塔身之上,叠涩出檐,作莲瓣形。其上为须弥座。座上立上层塔身,其每隅立一圆倚柱,每柱束以莲花三道。正面砌作圆券假门,券面亦砌宝珠形状;两侧假窗,方首直棂。窗上柱间,赭色彩画阑额及人字形补间铺作。塔顶刹上宝瓶,虽稍残破,形制尚极清晰。塔虽无建造年月,揆之形制,当为魏齐间物。
    义慈惠石柱[8](第17 图) 河北定兴县石柱村石柱,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 年)建。柱八角形立于覆莲础上,其上置石刻三间,小殿一间。就全体言,为一种纪念性之建筑物;就其上小殿言,则当时木构之忠实模型。殿以石板一块为阶基,殿阔三间,深两间。柱身卷杀为“梭柱”,额上施椽及角梁。上为瓦顶,四注而无鸱尾。其详部当于下节论之。
    天龙山石窟[见注7](第17 图) 北齐幼主“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9]。即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齐石窟之规模,虽远逊于元魏,然在建筑方面,则其所表现,所予观者之印象较为准确。窟室之前,凿为廊,三间两柱,柱八角形,下有覆莲柱础,上为栌斗柱头。阑额施于柱头斗上,以一斗三升及人字形补间铺作相间。惜檐瓦未雕出,廊后壁辟圆券门,券面作尖拱,尖拱脚以八角柱承之,仍富印度风采。
    响堂山石窟[10](第17 图) 河北磁县,与河南省交界处,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印度影响最重者。窟前廊柱,均八角形,柱头,柱中,柱脚均束以莲瓣,柱上更作火焰形尖拱,将当心间檐下斗拱部分完全遮盖。其全部所呈现象最为凑杂奇特。
    [1] 《后汉书·中山简王传》。
    [2] 《宋书·五行志》。
    [3]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见的北魏建筑》。
    [4] 《魏书·释老志》。
    [5] 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测绘摄影。
    [6]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
    [7]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8] 刘敦桢《定兴北齐石柱》。
    [9] 《北齐书·幼主本纪》。
    [10]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校注[3] 现已确证此塔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
    校注
[4]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第四节  南北朝建筑特征之分析
    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兹择要叙述如下:
    石 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无建筑式样之镌凿,盖因敦煌石质不宜于雕刻也。云冈,天龙山,响堂山,均富于建筑趣味,龙门则稍逊。前三者皆于窟室前凿为前廊;廊有两柱,天龙、响堂并将柱额斗拱忠实雕成,模仿当时木构形状,窟内壁面,则云冈、龙门皆满布龛像,不留空隙,呈现杂乱无章之状,不若天龙、响堂之素净。由建筑图案观点着眼,齐代诸窟之作者似较魏窟作者之建筑意识为强也。
    殿  关于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第11 图)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第17 图)。殿均以柱构成,云冈浮雕且有斗拱,石柱小殿则仅在柱上施斗。殿屋顶四注。殿宇其它各部当于下文分别论之。
      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曰“窣堵坡”(Stupa),义译为坟,冢,灵庙。其在印度大多为半圆球形冢,而上立刹者。及其传至中国,于汉末三国时代,“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于中国原有之重楼之上,遂产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国内虽已无此实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云冈塔洞中之塔柱(第11 图)及壁上浮雕及敦煌壁画中所见皆此类也。云冈窟壁及天龙山浮雕所见尚有单层塔,塔身一面设龛或辟门者,其实物即神通寺四门塔,为后世多数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岳寺塔之出现,颇突如其来,其肇源颇耐人寻味,然后世单层多檐塔,实以此塔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开元天宝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为国内孤例,或可谓为多层之始型也。
    至于此时期建筑各部细节,则分论如下:
    阶 基  现存南北朝建筑实物中,神通寺塔与佛光塔均无阶基,嵩岳寺塔之阶基是否原物颇可疑,故关于此问题,仅能求之间接资料中,云冈窟壁浮雕塔殿均有阶基。其塔基或平素,或叠涩作须弥座。佛迹图所示殿门有方平阶基,上有栏干,正面中央为踏步。定兴义慈惠石柱上小殿之下,亦承以方素之阶基。其宽度较逊于檐出,与后世通常作法相同。
    柱及础  北魏及北齐石窟柱多八角形,柱身均收分,上小下大,而无卷杀。当心间之平柱,以坐兽或覆莲为础,两侧柱则用覆盆。柱头之上施栌斗以承阑额及斗拱。柱身并础及栌斗之高,约及柱下径之五倍及至七倍,较汉崖墓中柱为清秀。尚有呈现显著之西方影响之柱数种:窟外室外廊柱,下作高座,叠涩如须弥座,座上四角出忍冬草,向上承包柱脚,草中间置飞仙,柱头作大斗形,柱身列多数小龛,每龛雕一小佛像。又有印度式柱,柱脚以忍冬或莲瓣包饰四角,柱头或施斗,如须弥座形,或饰以覆莲,柱身中段束以仰覆莲花。云冈佛龛柱更有以两卷耳为柱头之例,无疑为希腊爱奥尼克柱式之东来者(第11 图)。
    嵩岳寺塔,柱础作覆盆,柱头饰以垂莲,显然印度风。柱身上下同大,高约合径七倍余,佛光寺塔圆柱,束以莲瓣三道,亦印度风也。
    定兴北齐石柱小殿之柱,则为梭柱;有显著之卷杀,柱径最大处,约在柱高三分之一处,此点以下,柱身微收小,以上亦渐渐收小,约至柱高一半之处,柱径复与底径等,愈上则收分愈甚。此式实物国内已少见,日本奈良法隆寺中门柱则用此法,其年代则后此约三十余年。
    门窗及佛龛  云冈窟室之门皆方首,比例肥矮近方形。立颊及额均雕以卷草团花纹。窟壁浮雕所示之门,亦方首,门饰则不清晰。响堂山齐石窟门,方首圆角,门上正中微尖起,盖近方形之火焰形也;门亦周饰以卷草。天龙山齐石窟门,乃作圆券形,券面作火焰形尖拱。券口饰以拱背两头龙,龙头当券脚分位,立于门两侧之八角柱上。门券之内,另刻作方首门额及立颊状。河南渑池鸿庆寺窟壁所刻城门,则为五边券形门首。石窟壁上有开窗者,多作近似圆券形,外或饰以火焰或卷草。佛光寺塔及魏碑所刻屋宇,则有直棂窗。
    壁龛有方形圆券形及五边券形三种。圆券形多作火焰或宝珠形券面,五边券形者,券面刻为若干梯形格,格内饰以飞仙。券下或垂幔帐,或璎珞为饰(第12 图)。
    平坐及栏干  六朝遗物不见自昊斗拱之平坐,但在多层檐之建筑中,下层之檐内,即为上层之平坐,云冈塔洞内塔柱所见即其例也。浮雕殿宇阶基有施勾栏者,刻作直棂。云冈窟壁尚刻有以■字棂构成之钩片勾栏,为六朝唐宋勾栏之最通常样式。亦见于日本法隆寺塔者也。
    斗 拱  魏齐斗拱,就各石窟外廊所见,柱头铺作多为一斗三升;较之汉崖墓石阙所见,拱心小块已演进为齐心斗。龙门古阳洞北壁佛殿形小龛,作小殿三间,其斗拱则柱头用泥道单拱承素方,单杪华拱出跳;至角且出角华拱,后世所谓转角铺作,此其最古一例也。补间铺作则有人字形铺作之出现,为汉代所未见。斗拱与柱之关系,则在柱头栌斗上施额,额上施铺作,在柱上遂有栌斗两层相叠之现象,为唐宋以后所不见。至于斗拱之细节,则斗底之下,有薄板一片之表示,谓之皿板,云冈北魏拱头圆和不见分瓣;龙门拱头以四十五度斜切;天龙山北齐拱则不惟分瓣、卷杀,且每瓣均■入为凹弧形。人字形铺作之人字斜边,于魏为直线,于齐则为曲线。佛光寺塔上,赭画人字斗拱作人字两股平伸出而将尾翘起。云冈壁上所刻佛殿斗拱有作两兽相背状者,与古波斯柱头如出一范,其来源至为明显也。

    构 架  六朝木构虽已无存,但自碑刻及敦煌壁画中,尚可窥其构架之大概。屋宇均以木为架,施立颊心柱以安直棂窗。窗上复加横枋,枋上施人字形斗拱。至于屋内梁架,则自日本奈良法隆寺回廊梁上之人字形*手及汉朱鲔墓祠*手推测,再证以神通寺塔内廊顶上施用三角形石板以承屋顶,则*手结构之施用,殆亦为当时通常所见也。
    平棊藻井  平棊藻井于汉代已有之,六朝实物见于云冈、天龙山石窟。云冈窟顶多刻作平棊,以支条分格,有作方格者,有作斗八者,但其分划,随室形状,颇不一律。平棊藻井装饰母题以莲花及飞仙为主,亦有用龙者,但不多见。天龙山石窟顶多作盝顶形,饰以浮雕飞仙,其中多数已流落国外,纽约温氏(Winthrop Collection)所藏数石尤精。
    屋顶及瓦饰  现存北魏三塔,其屋盖结构均非正常瓦顶,不足为当时屋顶实例。神通寺塔顶作阶级形方锥体,当为此式塔上所通用。其顶上刹,于须弥座上四角立山花蕉叶,中立相轮,最上安宝珠。嵩岳寺塔及佛光寺塔刹,均于覆莲座或莲花形之宝瓶上安相轮,与神通寺塔刹迥异。
    云冈窟壁浮雕屋顶均为四注式,无歇山,硬山,悬山等。龙门古阳洞一小龛则作歇山顶。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角梁之表示。檐椽皆一层。瓦皆筒瓦板瓦。屋脊两端安鸱尾,脊中央及角脊,以凤凰为饰,凤凰与鸱尾之间,亦有间以三角形火焰者。浮雕佛塔之瓦,各层博脊均有合角鸱尾,塔顶刹则与神通寺塔极相似。更有单层小塔,顶圆,盖印度窣堵坡之样式也。
    定兴北齐石柱屋顶亦四注式。瓦为筒板瓦。垂脊前端下段低落一级,以两筒瓦扣盖,此法亦见于汉明器中。
    雕 饰  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什九为外国传入之母题,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健陀罗输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不见于中国周汉各纹饰中。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导源于希腊Acanthus 叶者也。
    莲花为佛教圣花,其源虽出于印度,但其莲瓣形之雕饰,则无疑采自希腊之“卵箭纹”(egg-and-dart)。因莲瓣之带有象征意义,遂普传至今。它如莲珠(beads),花绳(garlands),束苇(reeds),亦均为希腊母题。前述之爱奥尼克式卷耳柱头,亦来自希腊者也。
    以相背兽头为斗拱,无疑为波斯柱头之应用。狮子之用,亦颇带波斯色彩。锯齿纹,殆亦来自波斯者。至于纯印度本土之影响,反不多见。
    中国固有纹饰,见于云冈者不多,鸟兽母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饕餮等等,雷纹,夔纹,斜线纹,斜方格,水波纹,锯齿,半圆弧等亦见于各处。
    响堂山北齐窟雕饰母题多不出上述各种,然其刀法则较准确,棱角较分明,作风迥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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